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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用的比较读书法
俞晓群/文
一九四五年八月，三联书店树帜。它由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合并而成。早在一九三八年，范用先生就在其中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就职了。
范先生入职读书生活出版社，缘于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变爆发。那年他只有十五岁，日本军队逼近家乡江苏镇江，他正在学校读书，经常参加救亡运动，又是家中的独苗。外婆担心他的安全，让他带上八块银元，去汉口舅公家中避难。舅公是会文堂书局的经理，从上海迁来的读书生活出版社，恰好在书局二楼租房办公。翌年舅公不幸病故，舅婆要回浙江老家，行前提上一篮鸡蛋，将范用托付给读书生活出版社老板*洛峰先生。读书生活出版社是共产*的办事机构，*先生见到范用爱读书又机灵，就接受他做练习生，成为出版社中最小的员工，从跑邮局、取包裹、收发文件，到参与图书出版的有关事情，应学尽学，第二年加入共产*。
范先生说，他那样小的年龄参加革命，实属偶然。但在如此漫长的人生旅途上，留下许多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其中与书相关的事情，最让他难忘。尤其是一九四九年后，三联书店由保留名义、重建编辑室到恢复独立建制，范先生殚精竭虑，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留下很多重要的出版观念。比如他提出的“比较读书法”，即读书时不要设置禁区，最好正反两方面的书一并阅读，对照阅读，这样才能丰富自己的思想，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其实这也是人们阅读生活的常识。正是这样的思想，成为一九七九年四月《读书》杂志创刊时，李宏林先生文章《读书无禁区》，最重要的思想基础之一。那么比较读书法的理论依据在哪里呢？范先生说，他早年参加革命，因为工作需要，一直与书打交道。回忆那些往事，正是一些前辈与同事的作法，让他体会到比较读书法的重要。而比较读书法的精神，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他的学习与工作。本文略说几段相关的故事：
其一，购书。一九三九年，范先生在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工作时，有“书店巡阅使”的称号。因为那时，他需要根据领导的指示，每天跑书店，为红色根据地的一些同志买书。比如他会收到延安李六如先生的来信，其中附有购书单，用毛笔写在油光纸上。同事说，李六如是毛泽东的秘书，从字迹上看，书单是毛泽东亲笔写的。范先生还曾接受延安的任务，搜集一批章回体的旧小说，新旧版都要。那时重庆及延安文艺界正在讨论民族形式问题，可能引起毛泽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