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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通先，江西南康人。年出生，年毕业于江西大学，年进浙江日报社工作。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高级编辑。历任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美术报》总编辑、社长，《文化交流》杂志总编辑，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杂文学会会长，浙江省科普艺术协会理事长，中国作协作家书画院浙江分院副院长。先后出版有小说《海的女儿》，散文、书画集《六艺集》《天堂游踪》《吟天画地》《笑在天堂》《傅通先俞柏鸿翁婿书画集》和《天堂探花》等。
采访组成员：浙江传媒研究院蒋卫阳
浙江日报全媒体文化新闻部郑梦莹
浙江法制报胡晓峰陈骞
采访组：傅老您好。我们听说，您常讲自己这辈子能进浙江日报当记者非常幸运。请问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
傅通先：确实是这样。我在《笑在天堂》的一篇文章中曾写过：我这辈子很幸运！这种幸运，是从我跟《浙江日报》结缘开始的。我年从江西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浙江师范学院。而当时浙江师范学院的位置，就是今天浙江日报社所在的杭州体育场路号。我当时就想，如果能在这里工作一辈子就好了。一年多后，浙江日报从我们这批人中选拔了12名大学生入社，我是其中之一。当时报社的地址还在杭州众安桥。年，浙江师范学院从杭州搬迁至金华，几年后省里就把体育场路号这片地方划给了浙江日报社。我果真如己所愿，在这里工作了一辈子，你看，是不是心想事成？
当一名记者，是我高中时的梦想。我高考第一志愿报的就是新闻系，第二志愿才是哲学系，却被第二志愿录取了。没想到机缘巧合，最后还是进了浙报。对我来说，这真是一种幸运。
进报社后，我在工交部、文教部、舟山记者站、夜编部等部门工作。年后，我先后任总编办副主任、文教部主任、编委、副总编，还兼任过《美术报》第一任总编辑，年退休。退休后，我又在《文化交流》杂志工作了10年，杂志的办公地点也在浙报大院内。
采访组：在我们这些后辈眼中，您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记者。我们知道，您曾在上世纪60年代冒险参加过浙江省第一次空投救灾；70年代，还作为战地记者到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采访，您的战地采访本，如今放在浙江日报报史馆。请您给我们讲讲那些难忘的采访经历吧。
傅通先：就选几件印象深刻的事讲讲吧。
年7月5日，桐庐县遭遇百年一遇特大洪灾，南堡大队被夷为平地，只留下一株苦楝树，灾民们都逃到山周边的高地上。洪水冲光了老百姓的粮食，救济物资也无法运抵。当时的省革委会决定派飞机空投救援物资——这是浙江省解放以来第一次空投救灾。
空投当天清晨，报社用当时唯一一部车把我送到杭州笕桥机场。救援飞机已在停机坪上待命，大米、压缩饼干等救灾物资装满整个机舱。当时在场的还有省革委会生产组组长戴克林将军，他是省军区副司令员，是位老红军。他也想登机，被一位空军的领导劝阻了：“太危险，没有南京军区首长批准，你不能上飞机！”我上飞机时其实也挺害怕的，但有采访任务在身，再怕也要上。登机后，飞机颠簸得很厉害，而且空投时必须飞得很低，要在山谷间盘旋穿行，随时有撞山的可能。不过驾驶员飞行技术过硬，虽然惊险，还是比较顺利地完成了空投。
采访回来，我立刻写稿子记述了这次空投救灾的全过程，第二天在《浙江日报》头版见报。大水初退，我又和同事多次前往桐庐采访，不断跟踪报道灾区人民重建家园、恢复生产的事迹。我们搞空投报道及后续报道，就是要通过《浙江日报》让灾区人民、全省人民知道：*和*府一定不会弃灾民于不顾的！
还有一次印象比较深刻的采访是在年10月。一天，时任《浙江日报》总编辑吴尧民交给我一封读者来信，反映的是天台县平桥公社长洋大队强行犁掉农民种的*豆，造成严重减产一事。信中说，当地*府要求：凡是可以种水稻的地方，一律要把*豆犁掉，重新种上水稻。农民恳求：*豆长势这样好，丰收在望，犁掉豆苗改种水稻肯定会因季节太迟造成严重减产。可公社断然派了一辆拖拉机强行犁豆，40多位农民上前阻挡，但大部分*豆苗还是被犁掉了。
接到任务后，我跟台州记者站站长郑普顺一起到当地深入调查，多次召开座谈会了解情况，发现信中反映的基本属实，但有不准确的地方，比如实种*豆80.4亩，不是信中所说的多亩；犁掉60.4亩，也不是全部犁光；信中说犁掉*豆时“早稻已经开始出头”，经核实为“尚未抽穗，已经塞行”。
当我们把写成的调査报告拿到天台县委、县*府审查时，他们请求不要刊登。报社认为，这件事，事实清楚，是非分明，报道出来，对全省是有指导意义的。因为土地适合种什么，农民最清楚，地方*府应该实事求是，而不能以“长官意志”来破坏农业生产规律。当年11月25日，调査报告在《浙江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吴尧民亲自撰写了字的编者按《犁豆有理吗？》。过了几天，《人民日报》加了更长的编者按加以转载，在全国引起反响。第二年，“长洋梨豆事件”还在全国高考*治题目中出现。
因为这件事，农民们很感激《浙江日报》。有位受助农民热泪纵横，在报社门口要双膝跪地表达谢忱。我连忙张开双臂抱住，不让他跪下。我跟他说：“我们是*的新闻工作者，帮助百姓是我们该做的事。”他又拿出两大包茶叶送我。盛情难却，我收下一两，领了他的心意，并赠予路费还礼。
另一次值得一提的采访，是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前线报道。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涌现出许多浙江籍的战斗英雄。当时，浙江省军区报道组的两位同志，加上我和同事袁亚平，一共4个人同去前线。出发前就有不少人叮嘱我们：“要处处小心，现在还有人打冷枪，要注意安全，否则会有生命危险！”到了前线，我们深入地下防空洞、猫儿洞，还到了跟越南交界的界河边上观察对面的情况，待了一个多礼拜。期间，我们采访了不少战士，有好几位是来自浙江的一级战斗英雄。
稿子写好后，由于当地条件艰苦，无法用拍电报的方式发稿，寄信又太慢，当时也没传真，于是只好打电话回报社，这边我们口头念稿子，那边由夜编部的同事记录下来。一篇稿子一般有两千字左右。我们一共写了5篇报道，在当时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年唐山大地震的采访也令我印象深刻。地震发生后，报社派我跟一位摄影记者前往报道。我们去的时候还不断发生余震。到唐山后，我站在高处看唐山城，整个城市几乎没有一幢完整的房子，铁轨像麻花一样扭来扭去，路边有不少埋尸体的*土堆，让人看了悲痛万分。除了深入地震腹地外，我们还随车采访伤员和医护人员。地震伤员被火车运至芜湖等地医治，我们随车报道。当时，我们收集了不少材料，包括解放军、医务人员参与抢救的感人事迹等，还用照片记录下了很多场面。
采访组：在报社工作期间，有没有哪些领导、同事给您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傅通先：那太多了。应该说，我从报社的很多领导、同事身上，看到了太多太多的闪光点，他们的言行，深深地影响了我、教育了我。
比如《浙江日报》第一任社长陈冰。他原是解放军七兵团新华分社社长，后来到浙报担任社长。当年他才29岁。陈冰同志喜欢看金庸小说，报社曾有一套《金庸全集》，他借去3次，每次还回来时都用纸包好，没有一点损害和污染。受此影响，我也养成了好习惯，没人时要关灯，水龙头漏水要及时关掉，做标题也都是利用废纸等。
我入职时，于冠西任《浙江日报》社长兼总编辑。他才华横溢，是中国作协会员、诗人、书法家、散文家。他一直坚持自己改报道、写社论。他大热天打赤膊在阳台上写社论的那一幕，让我至今无法忘却。那些年，浙报发表的很多社论相当有名，其中一些，毛主席曾批示让全国所有报纸转载。
我想说的第3位，是厉德馨同志。他是一位有担当的领导，不但在报社工作期间雷厉风行，就任杭州市委书记后也是如此。他要求杭州有关部门疏浚河流，拓宽道路，引“活”水入西湖，被百姓誉为“德馨路”“德馨水”。在“还湖于民”、打通环西湖通道的工程中，他受到被触犯切身利益的少数人的抵制。厉德馨坚定地说：“对人民、对后代有利的事，得罪人也要干！”当年，他任金华地委书记时，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向地委请示：想建小商品市场。厉徳馨鼎力支持，说：“利国利民，放手去干。”如今，义乌小商品市场已经誉满全球。
第4位是吴尧民同志。他爱惜人才、培养人才，创办杭大新闻班就是他任总编辑时提出来的——在报社大门口小楼办起的新闻班，培养了一大批办报人才，其中许多人成为《浙江日报》的领导和骨干。
还有一位老领导对我影响很大，就是张雪梅同志，她当时任报社的*委副书记、副总编辑。雪梅同志的廉洁奉公有口皆碑。年，报社多年来第一次加工资，她就是分管这项工作的。但她只给别人加，却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省委宣传部看到没有她的名字，第二次又给了一些名额，没想到她又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第三次，上面指定给她一个名额，她又拒绝，说：“如果你们执意要这样，我只能提前退休了。”年南堡水灾时，她一下子捐了元钱，相当于刚毕业的大学生一年的工资了。
廉洁奉公、敢于担当、以身作则、爱惜人才……这些都是我从前辈那里学到的。
采访组：您有什么好经验可以跟年轻编辑、记者分享？
傅通先：第一，一定要坚决执行*的方针*策和宣传纪律。作为*的新闻工作者，处事应该十分慎重，不能把宣传纪律视为儿戏。第二，要不断学习，不断积累知识。丰富的知识储备，对“消灭”差错十分有利，也能帮你把枯燥的东西写得引人入胜。第三，一定要到一线去、到现场去，深入调查，充分掌握一手材料。有真实感、现场感，才能写出准确、扎实的稿子。第四，还要有开拓精神。只有一次次创新，不断进取，才能有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才能用新闻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
向上的力量（采访手记）
■郑梦莹
采访前，我曾在心里数次为傅通先老先生“画像”——以年龄论，傅老是我的爷爷辈；以入行时间论，我们进入报社前后相差50余年，傅老堪称“老师傅”；以工作领域论，曾任文教部主任的他，则妥妥是我这个文化线新手记者的老前辈。
零碎的画像，在开启“对话”的那一刻拼凑在一起。尤其当他谈及“我们是*的新闻工作者，帮助百姓是我们该做的事情”“我其实也挺害怕的，但有采访任务在身，再怕也要上”时，一个敢于担当、勇往直前的*报记者形象，跃然眼前。
作为一名年轻记者，我大概不太有机会经历傅老曾报道过的那些带有独特时代印记的事件。但通过对傅老的采访，我深深知道，记者的使命不会变，以向上的力量坚定前行的步伐不会变——
用一支笔，为时代立传的职责不变。采访中，听傅老讲述他50多年前报道桐庐南堡大队遭遇特大洪灾的经历时，我眼前似乎不断闪现着他当年所亲历的一个个惊心动魄的片段。“一次次不断报道，就是要让灾区人民、全省人民知道：*和*府一定不会弃灾民于不顾！”千难万难，难不过“坚持”二字。困难时期，*和*府坚持为民初心，记者也同心同行，坚持以手中的纸笔为时代立传，汇聚奋进力量。
以一片心，深入群众的作风不变。为我们讲述“长洋犁豆事件”时，傅老娓娓道来，不禁令人深思——只有怀一片赤诚之心，才能一遍遍多方调查取证；才敢于挺直腰杆发声“土地适合种什么，老百姓最懂”；才能在农民登门致谢时说出“帮助百姓是我们该做的事情”这样朴实的话语。采访傅老后，当我再次翻出《犁豆有理吗？》报道原文及编者按细品时，傅老当年奔走田间地头的场景好似历历在目。如今，耄耋之年的他，激情依旧，热忱依旧，在我眼中，还是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
采访中，傅老不断提及那些年他在报社的所见所闻——关于浙报的人和事。从前辈身上，他学到坚守岗位、敢于担当、勇于创新、爱才惜才……而这些，也正代代传承，血液基因般汇聚于今日每一个浙报人身上。
原创：郑梦莹浙江日报全媒体文化新闻部
来源：传媒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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