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作品第九号”的总结，诗人在《什么在消逝》一文中总结了年的经历：
“今年的经历使平淡的生活篇幅又加了段落，做了一个多月的所谓记者，改出两本书稿的别字，寄了好几百封工作上的信件，最大的成就还是把两百多个日夜拐卖到自己随后忘记的地方，开销了这大把大把的上帝的库银。”
白天辛苦工作，夜里焚膏继晷，诗人登场：
“在这个秋天，我生日的前后，我开始了窗帘后的写作，这是看似简单的过程，一份沉闷的工作，是对塌落后的废墟的清理，通宵达旦，我把几十包香烟烧成了灰。”
通宵达旦，几十包香烟。在白天，诗人需要谋生。在夜里，他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包括幽暗者的墨迹，包括几句冷冷的幽默，这些落叶现在已经在地上了。”
“相比而言，诗是比生存比死都要容易的事情。它为一个三十岁的老年人提供了寂静的院落。我说过，我是我自己的，无灯的天堂。”
“借用无比公平的时光，一潭水将在极其缓慢的干涸中使自己无处不在。人都是微小的，并没有谁承担了更多。在每天中午照进阳台的阳光里，与时间互相消磨对方……笔熟知纸的尺寸，纸熟知笔的矛盾，在诗已被写出之后，树准备过冬，我可以专心地抽几根香烟，顺便想想明天的安排。”
穷诗人的生活没有宽裕可言。但是，一旦写作，他能写出非常好的文章。他的诗歌里有杜甫的质地，他的随笔里有谷崎润一郎称赏的“余裕”。谷崎润一郎认为，名文必须具备这一品质：“文章在以简洁为贵的同时，无意间流露出的余裕也是上乘之作的关键。”诗人在文章里流露出的余裕，好像一头鞭痕累累的老牛，在咀嚼青草的那一刻，依然能给予人抚慰。
通宵达旦，几十包香烟，诗人用仅存的体力，支撑起了自己在人世最后的避难所。因为写诗，诗人说，他能够成为自己的天堂。但是，这个天堂是“无灯”的。
诗歌成了拯救诗人的那根救命稻草。“今天当我在一盏白天的台灯下重读自己曾经写下的字句，就像一个一等良民回顾没有过错的一生那样心满意足。……诗作为一种可以影响人的东西，以文字的形式保持纯洁的东西，使我避免了很多矛盾与冲突，包括在这个社会里愤怒人的极易产生的犯罪冲动，它曾一一包容并化解了过去的日子里有过的心灵的险境，使我能够无波无澜地一天一天得到那些数不清的日子。……由于不必多说的此情此景，生存即苟活，我把无法回避的生活和心愿的暴力部分由肢体转移到内心。我在写诗。”
年“”事件后，王犁去中国美术学院书法专业进修书法，认识了当时的《美术报》总编斯舜威。当时的《美术报》副总编王平（现调到北京《中国美术报》任总编）是美院校友，比王犁高一级。王犁问王平，你们《美术报》需不需要校对？通过王犁的牵线，斯舜威和王平的帮助，诗人在年年底到《美术报》做校对了。王犁说，当时斯舜威老师把良贵的诗读给报社的编辑听，说，我这个中国作协会员、老杭大毕业的，都写不出这样的诗。接着把由他本人兼任的副刊编辑让给了良贵。
诗人在《美术报》工作时的出入证
王犁回忆：有段时间，王平请他在《美术报》编版面。他经常骑着车到《浙江日报》大楼上班，跟良贵成了半个同事。王犁写的随笔，也时常在良贵的副刊版面上发表。“我帮良贵向艺术家们约的稿，只要合适，良贵都会在适当的时候安排发表，这样其实他也帮我交到了一些朋友。别人都以为我在帮他，其实他也在帮我，人与人交往都是相互。”王犁老师说。
从年年底到年进入中国美术学院工作，诗人在《美术报》担任校对、副刊编辑，度过了一段辛苦但是相对稳定的日子。当时《美术报》总编斯舜威先生回忆：“《美术报》的聘用薪酬是菲薄的，恐怕连房租都不够，但他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死心塌地投入其中。……版面不断增加，薪酬一分未加，他毫无怨言。有一次搞‘书画双百家’的大型活动，突击出了几百个版面的‘号外’，大部分都是他校对的。……远在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发现，就约他继续写，写一本书。那时他就在《美术报》，他的岗位，白天是忙得不亦乐乎的，只能熬夜，用一根根几元一包的劣质香烟当‘助燃剂’。”（《琴川之“琴”——王良贵和他的诗》，斯舜威，来自《火的骨头》，王良贵著，中国人口出版社年8月第一版）
当年《美术报》同事唐永明回忆：“年，我从《浙江日报》调到《美术报》，始与王良贵有了交集，当时良贵任《美术报》校对，我任编辑，碰到我组稿编辑的版面上有什么问题，自然和他有过许多商讨校正。慢慢地学美术的我惊讶于他扎实的文字功底，以及对文字的掌控、拆解、运用和解读能力，还有甘愿把这种能力埋藏在枯燥乏味的日常校对工作后面的那份隐忍，而且不是装出来的，这一点让我对他陡生敬意。”
《美术报》前同事纪念诗人
“熟了之后，偶尔能从他的新浪博客里读到他写的诗，那是他释放自己才华的唯一一个窗口，可以想象下班后的他，在对文字锱铢必较、斤斤计较、吹毛求疵了一天之后，终于可以叼着劣质香烟，眯着眼在电脑前不为名不为利，敲打着键盘输入自己能作主的一行行文字，以及为推敲某个词组如何运用而煞费苦心。那个时候流行互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