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人
在父亲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中，共出版了八十余种著作，而他的第一本书，就是作家出版社年5月出版，前后三次印刷，共发行五万册的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这部书的责任编辑就是时任作家出版社总编辑的巴人。
巴人的原名叫王任叔，生于年，是中国现代作家和著名文艺理论家。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他的小说就风靡一时；年他加入共产*，开展革命斗争；抗战期间，他跟郁达夫一起在南洋坚持对敌斗争，在华侨界颇有威望。解放后，巴人任我国驻印度尼西亚首任全权大使，卸任回国后，从年担负起作家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工作。他最为有名的著作就是写于年至年的《文学读本》，年海燕书店再版时，改名为《文学初步》，年修订后，又以《文学论稿》为名，由新文艺出版社再次出版。这部书是我国较早出现的文学理论著作，论述和材料都比较全面，并努力用马列主义的观点解释文学领域的各种问题。这部书多年来出版、再版数次，屡出不衰，流传广泛，影响极大。父亲自然也是这部书的忠实读者。
巴人是父亲初学写作时期所知道的第一个文艺理论家。那时父亲在农村基层当干部，一边补学文化，一边练笔写作。年，父亲在通县专区参加团地委举办的短期训练班，就在学习期间，与下乡工作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唐飞虎相识，这是父亲平生见到的第一位记者。在交谈中，父亲询问写作的窍门，唐飞虎对父亲说：“窍门儿，就是成功作家们的成功经验，即多写、多读、多生活……读作品，也要读点理论，比如文艺理论家巴人同志有一本《文学初步》，就很通俗易懂，读一读可以学到许多创作的基本知识……”这是父亲第一次听到巴人这个名字。
训练班结束后不久，父亲下乡到蓟县别山镇，在一位文化教员的桌子上发现一本海燕书店出版的《文学初步》，便借来阅读。后来，父亲用节省下来的伙食费，在县城里买到一本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学论稿》，又重读一遍。当时，父亲的理解能力比较低，生吞活剥了那本四百九十页的厚书，很久都处于一种似懂非懂的状态。但在几次阅读后，父亲那幼稚而又空白的头脑里不知不觉地印下了诸如“艺术起源于劳动”、“艺术作用于社会和人民”，还有“形象”、“典型”、“风格”，以及“语言艺术”等等许多基本知识的概念，父亲开始用严肃的态度对待文学创作的学习和钻研。
年6月，父亲调到《河北日报》任记者。年春节期间，父亲利用假期再次细读巴人的《文学论稿》。因为有了一些生活写作的实践经验，此番重读这部书比以前的那些次读，显得容易理解，读起来更觉得有意味，感受也更加深刻。父亲从短篇小说试笔，写农村“爱社如家”的好饲养员，“一心为公”的监察委员，“破旧习、立新风”的新式的青年妇女，“勤俭办社、大公无私”的好干部。由于写的内容都是父亲以往在农村、在农业生产合作社里的所闻所见，而且是受了感动的东西，加上读巴人《文学论稿》获得的理论指导，所以新写出的小说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父亲的作品上了一个新的境界和层次。
年9月，父亲从《河北日报》调到北京的《俄文友好报》。几天后，他得到一沓听报告的票，其中一张就是巴人主讲鲁迅先生思想发展问题的。父亲怀着激动的心情，专为看一眼受过其教益、未曾谋过面的巴人，东扑西撞地找到中山公园音乐堂。只可惜那天的坐位离主席台很远，没有看清巴人的面孔，又因辨别语音的能力差，扩音器的质量也不好，对他那一口浓重的宁波话没有听懂几句，很感到扫兴，也颇为遗憾，甚至有些难过。
年，在中国的大地上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运动结束时，父亲被以“不务正业”，总想写小说为罪名，推上重点检查“个人主义”的位子。好不容易熬过了关，又被列为“编余”人员，要被分配到遥远而又陌生的《太原日报》当工业记者。
在报社的饯行宴上，父亲多喝了几杯，很晚才回到家。他独自苦闷地呆坐在写字台前。看着写字台上的那些书、稿，心里忽然一动，想把一些已经发表过的短篇小说，交给出版社去碰碰运气。于是，父亲挑出11篇小说稿，匆忙地写了一封自我介绍的信，第二天早起就送到作家出版社的收发室。
年3月，父亲在等待鉴定和调令时，收到作家出版社一封信：
浩然同志：
你的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我们决定采用。
我们想打破过去的“内容说明”的那套办法，希望作家自己写一点前言、后记，谈谈写作经过或发表些什么意见。为此，特请您能于最近写些什么，寄给我们，以便于三月内发稿。
此致
敬礼
作家出版社第一编辑组
三月三日
过后父亲才得知，这封第一编辑组的信是巴人亲笔写的。
一位名叫贾玉江的记者同事得知消息，出于对父亲的同情，拿着这封信去找报社领导，指责他们不该把父亲“编余”，领导也觉得把个能出书的记者“编余”了可惜，于是父亲被留在了报社。
接到出版社的信，父亲正考虑“前言”或“后记”如何写的时候，一天上午，忽然接到巴人亲自打来的“……我要亲自给你当责任编辑。你有什么意见就跟我说吧。……”
喜出望外的父亲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放下电话立即给巴人写了封信，诚恳地要求他给自己的作品指指毛病，表示愿意修改后再出版。巴人收到信后，立即给父亲写来复信。
为了父亲第一本小说集的出版，巴人开始频繁地给父亲写信。每当他在那些还显幼稚的文稿上改动一个字，都要写信说一说，这不仅仅是为了通知父亲改了什么地方，而且还告诉父亲为什么要改动这些词汇。父亲反复地读着这些信，并找来原稿与巴人加工的地方前后连起来看，获得很大教益。巴人这种字句推敲、一丝不苟的认真负责精神，对父亲影响是深远而长久的，父亲始终都在努力地学着他的样子做。
巴人诚恳地指导，使父亲很感动。作为思想深远的理论家巴人，对年轻作者关怀备至，也对年轻作者有着透彻的了解，对父亲的下一步早有预料，并及时地写信警告：
你是有写作才能的。文章风格清新可爱，对新事物有敏感。你这小说集中，确实写出了我国新农村的新人物的新面貌。
以后，你应注意的是对人物的新的精神要更深入的加以挖掘，使每一个新人物都有自己的鲜明的个性。不仅是表现一般的新面貌和新精神。在这里，就需要有强大的艺术概括力量和丰富的生活基础。
希望你继续写。可能在你写作的再一步提高和跃进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或者写得更差了。但不要失却信心，突破这关，就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巴人的这些话，把父亲当时最急需的东西，都送来了：自信心，进取的方向，以及将会受到困难考验的精神准备。
不久的后来，父亲知道了他那本《喜鹊登枝》的书稿，是非常偶然又非常奇巧地到了巴人手里的。
在作家出版社当小说编辑的诗人方殷对父亲说，巴人对上下班制度遵守得非常严格，每次上班来就认真地工作，一刻都不空闲度过。有一天他上班来的时候，不小心把腰扭伤了，一坐下来就疼痛难忍，只得回家休息。回到家的巴人又不忍让时间白白空过，就给编辑部打来电话，让送一点短小的、看着方便又轻松的书稿给他看。总编辑是审阅定稿的，偏巧当时没有巴人要求的那种书稿。就在这时，父亲的《喜鹊登枝》经编辑初审后送到了总编室，于是就被当做让巴人“随便翻翻”、消磨时间的书稿送了过去。靠着被窝枕头半躺在床上的巴人拿起稿子，第一篇就是看着最轻松的《新媳妇》。巴人看了十分喜欢，一气看了全部书稿的一半。他立刻给编辑部打电话详细询问作者的情况。当他知道父亲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作者，并且是谁都不知道的一名新手时，就越发有了兴趣，看完整个稿件就主动提出要亲自担当责任编辑，亲自编选、加工和校对。
四月七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巴人撰写的《读稿偶记》，这是一篇向读者推介《喜鹊登枝》的文章。在文章中，巴人写道：
小说共十一篇。每篇都透露着新生活的气息，自己好像置身于新农村里，看到了一个个精神饱满、积极、勇敢而又活泼的青年男女，也看到了一些笑逐颜开、正直、纯良、从旧生活和旧思想中解放出来的年老的一代。所有小说的基调是充满乐观主义的精神的，是新生活的颂歌。读了以后，好像自己也下一次乡了。
巴人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写道：
作者是一直受*培养长大的青年，作品也大都在报刊上发表过，结成集子一看，倒显出它一贯的乐观主义的基调和明净流畅的心情，略为加一些工，付印了。我希望不久，它就像新媳妇似的出现在读者面前。
事前，巴人并没有告诉父亲他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巴人给了父亲许多诚恳的鼓励，寄托了殷切的希望，对父亲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父亲把它作为前进的力量，而没有作为自满的资本。
在许多同事都为父亲高兴的同时，也引起了某些人的“不满”，父亲的顶头上司就是其中的一个。别的同事为父亲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时，他说别人无聊。当巴人写了推介文章，他又说巴人的手段是卑劣、可耻的，写的文章言过于实；说巴人正搞小集团，培养私人势力，他要写信抗议；并且向别人了解：“梁浩然为什么写东西这么快，是不是有抄袭行为？”……然而，这位顶头上司既没有看过巴人的文章，也没有看过父亲的小说。
《喜鹊登枝》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出版，这年的《读书》第十四期上就刊登出叶圣陶的《新农村的新面貌——读〈喜鹊登枝〉》一文。父亲对这一篇文章的写作、发表同样不知情，只是偶尔翻阅报纸时，看到登载的广告才知晓。巴人和叶圣陶两位文学前辈的热情推荐，如同给《喜鹊登枝》插上了翅膀，很快就在新华书店里销售一空。而在当时如上海的《萌芽》、武汉的《长江文艺》、西安的《延河》等等很有影响的文艺杂志，也都纷纷给父亲发来约稿信。原来几家有来往的杂志则对父亲更加信任，几乎是寄稿必登，大多数篇章都排在头条，或排在显著位置。父亲可以说是一炮打响。
小说集出版后，巴人仍关心着父亲，保持着通信联系。当父亲在创作的追求和迈越的时候，陷落难关，最后终于得以闯过，这跟巴人的提示是分不开的。报社的个别领导，对父亲写小说极为不满，不仅不给父亲提供各种可能的便利，还处处制造一些人为的障碍，使父亲与正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现实生活发生脱节，素材仓库日渐干涸，这使父亲极为苦恼。有一次给巴人写信，父亲诉说了这种苦恼，也发了一通牢骚。巴人很快就回了信，对父亲进行了十分有力的指导。巴人是文艺理论家，他不作居高临下的姿态，不讲空泛的大道理，而是同父亲站在一起，使用一些能听得懂、看得明白的语言，设身处地帮父亲得到切实的解脱。他写道：
工作与创作，有时是会发生矛盾的，尤其是坐办公室的工作是如此。创作者必须生活在人民中间，以便不断丰富生活，吸取新的人民的思想感情。但在不能完全解决这矛盾的时候，我认为有两个办法（一）经常下去和劳动人民多接触一些，并在我们参加劳动的制度下争取下去参加。（二）此外以一定时间来积累生活，并在工作中多多注意关于劳动人民生产建设等等的报道（间接生活），加以深思熟虑，选取其中最有意义的生活，着手创作。这样可以做到少而精。不至于看到一点就写一点，流于肤浅了。这就是力求提高一步。
你是有创作才能的，特征是你的语言艺术是有基础的；但还须从古典文学作品吸取一些词汇。同时，你的创作构思，即编造故事情节是有本领的。但还须丰富生活基础。我倒有个想头，你现在还应该多下工厂，和工人同志多接触。对农民看来你是比较熟悉了。但你作品中还没看到有工人阶级特征的农民，而这正是我们农民将来发展的前途，农民也是要工人阶级化的。而在城市里工作，接触工人同志怕还是容易的吧。
你在写中篇很好。可是要避免其中的材料有在短篇里用过的，同时，人物的刻划也须更集中，更有代表性。
巴人的主意具体又切实可行，父亲按照做了，果然见效。
父亲的第二部小说集《苹果要熟了》的书稿也是经巴人的手转给作家出版社的，只不过巴人那时实在太忙，没能抽出时间看。
为了促进组织上准许父亲借助参加劳动的制度，获得下去生活的条件，巴人又在给《人民文学》杂志写的《略谈〈喜鹊登枝〉及其它》的评论文章中，突出地谈论了父亲深入生活、补充生活之急需。
父亲要求下放劳动的请求得到批准，一方面是因为父亲的态度坚决，另一方面是借了巴人的光——报社的领导看了他的文章。父亲如愿以偿地在山东省昌乐县生活了八个月，创作素材的仓库得到很大的充实，回京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写了《珍珠》、《蜜月》和《小河流水》三部书中的大部分篇章。父亲在内心对巴人十分感激。
年6月17日，父亲拜访了他第一部书的责任编辑，也是第一个写文章评论他的巴人。虽然父亲的住家与作家出版社很近，骑自行车用不了十分钟；距巴人的家也同样很近，但这却是他们通信五年后的第一次见面。早在给巴人寄《喜鹊登枝》后记稿子的时候，父亲就凭着年轻人的热情和心气，曾在附信中写了要求跟巴人会面的话。巴人回信说：
“因为我社近来反浪费反保守很紧张。而我又是运动业务一手抓，实在很少时间。”
看罢这句话，父亲极为后悔，暗自思忖：巴人同志身负重任，搞领导工作，搞编辑工作，还要写作，够忙的了，不该再额外地增加他的负担；巴人同志对我是那样关怀，那样地费心帮助，不该再让他满足我不必要的要求，而浪费他的时间。父亲想：对自己所尊敬的人，没有比尊重他的时间更为尊重的了。从此以后，父亲再不跟巴人提见面的事。
当父亲正按照巴人的指导，在昌潍平原劳动生活、开掘创作源泉之时，巴人却遭了厄运，以宣扬“人性论”为罪名而受到猛烈的批判。父亲给他写信安慰，却没有得到他的回音，等返回北京时，才知他已经离开文艺界，到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历史去了。
回到北京的父亲又接着给巴人写信。巴人也开始复信，仍同以往一样，鼓励、指导父亲提高思想水平和艺术表现能力，继续写作，而极少谈到他蒙受的屈辱。直到这时，父亲才再一次提出跟他会面的要求。
巴人给父亲回信说：如今我的时间倒很宽余，而你会很少空隙的；我们来往密切起来，于你的处境和进步弊多利少，还是让我多看你的作品吧。
父亲这次没有听巴人的话，带上一本新出版的小说集，来到巴人位于宽街的家。两个人坐在小院的西屋里一起谈起心来……
此后，父亲与巴人又有几次会面。虽然巴人被排挤出文学界，但他仍然关心着文学界老作家的攀登和新作家的成长情况。每次会面，他都要提出一大串名字，向父亲探询他们的近况。
年9月，父亲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出版，不久后，他就带上一本来到巴人家。父亲当时极为忙乱，当天还要参加一个活动，因而急促地敲开门后没有进屋，就把签了名字的书递给巴人。巴人揭开书的封面，眯着眼看着，说声“出来了，有四十多万字”。巴人的眼睛红了，湿润了，如同他们第一次见面时那样，他没让泪水流出来，而是冲着父亲微笑。熟料想，这竟是父亲与巴人的最后一次会面。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常常骑着自行车从巴人的家门口经过。父亲估计到巴人的处境会很不好，就没有再给他写信，更没敢冒失地去看望他。每次从那个门口经过，都听不到里边有任何声响，也不见有人出入，显得格外地安静。有几次父亲故意跳下车子，慢慢地推着走，希望能够赶巧碰见巴人或进或出地在那个安静的门口出现，这样就可以非常“自然”地凑到一起谈谈话，但是这个愿望却始终没能实现。当一天下午父亲再次经过那儿的时候，发现那独扇的、油漆剥落的小门上贴上了封条！
身患多种疾病的巴人被强行遣返至浙江奉化的老家，年7月25日夜，病逝在家乡，享年71岁。几天后，这个消息就传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两位编辑又分别把这痛心的消息传给了父亲。从那个时候起，父亲就暗自打定主意：一定要写一篇关于巴人的文章，来寄托自己的深切怀念。
可惜，当时不敢写，过后不便写；等到这两层顾虑都可以打消的时候，又感到不好写，也难以写好。其原因就在于父亲对巴人知道得太少，了解得太少！
年巴人被平反昭雪，6月20日将在八宝山举行追悼会。父亲从小道得到消息后，主动打电话要求参加巴人的追悼会。父亲生平第一次来到那个专门跟死者叙旧话别的地方，最后一次跟巴人“会面”。父亲默默地望着黑幕上悬挂的巴人遗像，默默地望着他那双智慧的、善良的眼睛。父亲心潮起伏，想了许多许多，可惜却再不能把这些说给巴人听了，他听不到了……
父亲想对巴人说的许多话里边，有一句就是感谢他。过去不论是面谈还是写信，父亲都不曾对他说过一个“谢”字。不是父亲不感激他，而是没觉出有说这类话的必要。父亲与巴人之间所有交往，都是按照解放区兴起的老革命传统，顺理成章，理所当然，极为一般和平常。只有到了知天命的年龄，父亲才对巴人说出“恩重如山”的话。而父亲也如同当初巴人对待自己一样，扶植、帮助年轻的作者们，特别是到了晚年的时候，宁可牺牲自己已经为数不多的创作时间，也要无怨无悔地进行这项“事业”。父亲能做到这一步，与巴人当初的影响是有关联的。
年4月，巴人的儿子王克平从上海给父亲写来信说，今年是他父亲巴人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希望父亲能写一点纪念文字。在信上他说：
“我也想写篇短文，但不知从何写起……虽有强烈感情，却始终不能下笔……”
父亲对这句话深有同感。
收到信后的4月21日，父亲在他保留下来的信件中寻找巴人的来信。由于父亲的居室狭小，无法盛放更多的东西，每年都要处理掉大量的东西，这其中也包括许多来信。不幸中的万幸，父亲找到了他一直没有舍得销毁而保存下来的巴人来信。
父亲用了两天的时间，起草、修饰完一篇题为《怀念巴人》的纪念文章，这才给王克平写了封千余字的回信：
克平同志：
几秒钟前，我在《怀念巴人》的短文末尾，写上最后一个标点；否则，我觉得无颜给你回这封信。
当今中国之文坛，不是文以文为贵，甚至不是文以人为贵，而是文以权贵，以势贵，以帮伙和血缘为贵！所以你父亲很难立刻获得最公正的评价；你我之辈，着急、苦恼都无济于事。一些有点力气的朋友奋力争取，把该变成铅字的遗稿变成铅字，借此保存下来，是目前最现实，亦是可实现的目标，最终将有益于日后，所以从你信中得知《巴人选集》已发稿，听人文出版社的谢明清、许显卿同志讲，你父亲的一部未行世的长篇小说就要与读者见面，我是十分高兴的。
“千年的文字会说话”。让先人自己留下的文字继续留存，将来替他自己说公道话，这比任何纪念文章都会有力量的。
但纪念文章也要写。同时代人，特别是有交往者的回忆文字，是故者为人为文的佐证，会被后人重视和利用的。
在文艺界，我本身是个弱小者，被人摔倒，正在挣扎爬起，于是更加弱小无力。想对你父亲的文化遗产的保存和推广方面做些事情，难以从心，甚至前两年写篇关于他的短文，也觉得“不便”，如今不写不行了，却又发生了如你信中所说的“不知从何写起”。我只好尽可能地用朴素无华的语言，表述实实在在的事情和感情，这会比慷慨激昂，却空泛无物的官样文章有用处些。
此文是应谢明清同志之约写的，他可能用来配合你父亲的小说，在《当代》上发表。等看到后，望有所批评。
对整理你父亲的资料问题，我无此经历，也没经验介绍给你，但我想，目前最紧要的是保存好已有的资料，不要使其随着日月而消灭，具体做法，等有机会见面时，听听情况，咱们再商量，好吗？
建议你现在就勇敢地提笔写对你父亲的回忆文字。可以每天想点，记点，先不要考虑把它变成文章，更不要应付报刊的临时需要，甚至可打定主意，暂不发表。趁你还年轻，记忆好，距逝去的岁月不太久远，补充、印证事实的人活着的还不少，等等有利条件在，赶快做这项事情。只要备下料，终能利用，否则其损失将难弥补。你以为对吗？
我一直住通县，血压高，经常感冒，家务事多，创作任务压的重，情绪也就不太好。下午回北京，星期日再转回来。有事仍请往家里写信，能及时收到。匆匆
握手
浩然
四月廿三日
这篇《怀念巴人》发表在《当代》年第4期上。文章发表了，一项“任务”完成了，但是父亲对巴人的怀念和感恩却没有停止，许多事情是无法用文字来表述的，也是无法表达完全的。
年，父亲应王克平和《新文学史料》之约，又创作完成了另一篇怀念文章《巴人同志指导我学习创作》，发表在《新文学史料》年第3期上。由于刊物对文章的字数提出了要求，因而父亲对个人的情况和感想写得极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年10月6日，有关部门在浙江宁波将举行巴人学术讨论会，向父亲发出邀请。父亲十分愿意出席这个会议，但由于写作和其他杂事缠身，无法前往，只得写了一封贺信来表达自己的心愿。
父亲与巴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师，是友？是普通，是亲密？恐怕没有几个人能说得清楚。还是让我们用父亲文章中的一段话来回答并结束此文吧：
尽管巴人同志在我步入文学之门的阶段，曾经给予我热情的扶植、无私的帮助，可以说“恩重如山”，但是我跟巴人同志并没有多么亲密的私交，在他生前与死后，我从来不曾轻率地对他以师生相称和炫耀。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极为普通的：是一位革命长者对一个后辈，一位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对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一位出版社编辑部领导对一个无名作者的一般来往。
恰恰因为这样的普通和一般，才特别显示出巴人同志的高尚和热忱，表现了他对推进祖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强烈的责任心，才越发使我珍视他的扶植与帮助，使我对他永志不忘！
梁秋川，著名作家浩然三子，祖籍冀东。出生于六十年代初期，年毕业于中国*法大学法律系法律专业。曾先后在北京市公安局、北京郊区旅游实业开发公司等单位工作。目前专事浩然先生资料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在《中国文化报》《中国艺术报》《文艺报》《中国*协》《北京日报》《传记文学》《文史资料选辑》《深圳晚报》《世纪》《读书台》等多种大型报刊发表有关浩然先生文章数十篇。并已由团结出版社出版《曾经的艳阳天我的父亲浩然》及《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两部研究专著。
《赤龙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