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凯风
一批经济强县，正在崛起。
01严控大城市扩张VS推进县域经济
中国新一轮的城镇化战略正在悄然转向。
今年以来，国家层面出台多份文件，要求超大特大城市瘦身健体，严控省会城市规模无序扩张，严控撤县建市设区。
与此同时，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正在成为新一轮区域*策的主方向。
这意味着，盛行了数十年的大城市化模式或将终结，县域经济继年代之后，迎来第二次前所未有的崛起机遇。
县域经济为何突然变得如此重要了？
一方面，超大特大城市的扩张基本到了极限。
我国常住人口超过万的城市多达17个，万以上的城市更是多达91个，大城市数量之多，位居世界首位。
如果以更为严格的城区人口来看，我国超大特大城市共有21个，加上普通大城市合计个。
然而，大疫三年，暴露出超大特大城市的治理短板。过大的人口规模、过高的人口密度、频繁的人口流动，导致大城市难以有效应付诸如疫情等意外事件的冲击。
同时，全国人口大盘趋于见顶，负增长为时不远。
在人口正增长时代，抢人大战可谓来者有份，唯一的区别在于谁能抢到高学历人才；如今，人口竞争早已走向零和博弈模式，大城市“赢者通吃”的虹吸效应愈发突出，再过度发展大城市，显然不利于均衡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从外贸驱动到投资驱动再到消费驱动，亟待寻找新的增长极，县域经济的重要性开始凸显。
在全国，共有个大城市，但有多个县城，这些县城集聚了6成以上的户籍人口，创造了近40%的GDP总量，在扩大内需的新时代背景下可谓举足轻重。
一般而言，城镇化率在30-70%为加速阶段，超过70%即进入成熟阶段。
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达64.72%，大城市普遍已经超过70%，深圳等地更是超过90%。
与之对比，我国县域的城镇化率不到40%，低于平均水平，更远低于大城市，还有相对较大的增量发展空间。
所以，做大县域经济，不仅有均衡区域发展的布局，更有培育新增长极的现实考虑。
02
中国县城，迎来“二次创业”
中国县城，正在开启“二次创业”浪潮。
之所以说是“二次创业”，是因为在30-40年前，县域经济曾经一度引领发展潮流，以珠江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晋江模式为代表的县域经济可谓风生水起。
上世纪80年代，得益于改革开放释放的*策红利，借助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县城趟出了一条自力更生的发展之路。
且不说如今许多中国强企业就脱胎于当时的乡镇企业，当年风头强劲的广东四小虎（顺德、南海、东莞、中山），苏南的昆山、江阴、太仓，浙江的义乌、乐清，闽南的晋江、石狮等，无一不是强县（区）经济的佼佼者。
对此，经济学家张五常曾断言：以县际竞争为代表的地区间竞争，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经济奇迹的主要原因。
不过，县域经济的第一次创业浪潮，在90年代后期戛然而止。
这背后，固然有产权制度改革相对滞后带来的影响，但究其根底，在于“大城市化”成为发展主流，大量投资、资源、人才涌入省会及沿海经济强市，县城在整个城镇化及产业布局中，都不免面临被边缘化的尴尬。
这一局面，直到最近10多年来才得以改观。
除了来自国家层面基于均衡发展的重新定位之外，更重要的是数字经济崛起，为县城在改革红利之后带来了新的数字红利。
可以说，数字技术是最近20多年来，最接近平民化、平等化、平权化的技术普及。
作为世界数字经济第二大国，中国对数字基建可谓不遗余力。无论是北上广深，还是偏远的山区，互联网早已遍布每一处角落。
可资对比的是，中国用了40多年，才建立起覆盖全国的高速公路、高铁网络；但仅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互联网基础设施在大江南北的普及。
来源：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
基于此，年初，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宣布：
我国网络基础设施全面建成。
一如传统时代的电网、铁路和公路等传统基础设施，让全国连成一体；互联网时代的数字技术，更进一步打破地缘、区位和行*级别带来的悬殊，消除了不同城市的信息鸿沟，让大中小城市回到同一竞争起点。
数字经济最显著的特征，当属互联网平权，而互联网平权进一步带动技术平权和消费平权。无论是电商还是直播，无论是扫码支付还是快递外卖，在县城与大城市可谓毫无差别。
这意味着，创业机会不再局限于大城市，在县城同样可以打开数字经济的巨大空间：无论是对传统制造产业的数字化改造，还是基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