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初期有什么征兆 http://m.39.net/pf/a_7282164.html清末民初，中国女性创办报刊，是中国新闻出版史、妇女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自年创办于上海的《女学报》开始，到年间，全国各地出现了数十种女性创办的报刊（主要是期刊）。中国女性在这二十年间，真正投身于大众传媒业，开启了全新征程。这些早期的女性刊物与创办者们，是那一时期精英女性与新思想之代表。近日翻阅史料，对年唐群英创办的《女权日报》有了一点新认知。
现有研究中，《女权日报》的信息很少。现将能找到的罗列如下。
年，谈社英撰《中国妇女运动通史》时，已找不到这张报纸了：
民国元二年，……湖南女子参*同盟会有《女权日报》之发刊，该报内容已不可考，惟记其祝词一则云：茫茫大陆兮，攘攘神州。人权隳落兮，女权其尤。登高一呼兮，昆仑之颠。树兹健帜兮，岂仅立言。众生懵懵兮，女德沦湮。厥维斯报兮，发彼光明。吾侪翘首兮，若望云霓。钜任斯责兮，舍汝其谁。晨钟木铎兮，振瞆发聋。启彼黑暗兮，警彼愚蒙。灌输知识兮，恢挽女权。千秋万岁兮，遗惠绵绵。
谈社英的记述是目前我能见到的最早记载。她称《女权日报》年创刊，主办方为湖南女子参*同盟会。创刊时有一段祝词，写得慷慨激昂，“厥维斯报兮，发彼光明。吾侪翘首兮，若望云霓。钜任斯责兮，舍汝其谁。”这段不知出自谁手的祝词，充满了对该刊的期许与豪情。
年，徐楚影焦立芝《中国近代妇女期刊简介》有一小段介绍：
《女权日报》，年2月16日在长沙创刊，唐群英、张汉英等创办。以争取女子参*为宗旨，日出两大张。
这段介绍明确了《女权日报》的创刊时间为年2月16日，创办者为唐群英、张汉英，每日出报两张。此后的一些报刊资料集或论作，大都采用了徐楚影的这段介绍。
年，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中，《女权日报》的介绍增添了一些内容：
（年2月）《女权日报》在长沙创刊。留日学生唐群英、丁云龙、丁佩兰等主办。是湖南地区第一份支持女权运动的报纸。出版仅数月，即因经济困难停刊。
《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较之前述谈、徐两位的介绍，有四处不同：（1）创刊者的看法略有不同。谈社英称创刊者为湖南女子参*同盟会；徐楚影未及此会，指创刊人为唐群英和张汉英等，方汉奇又增加了留日学生丁云龙、丁佩兰，但未提张汉英；（2）给出了停刊原因，称此报很快因经济原因而停刊；（3）将此报定位为湖南地区第一份支持女权运动的报纸；（4）创刊时间略有不同。徐楚影称此刊创办于年2月16日，方汉奇称创刊于年2月。《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有年2月16日的记载，只记载了一件事，即《长沙日报》广告栏刊载了一则广告（《郑师道、唐群英结婚启事》），此事后证实为郑师道捏造，就在2月16日当天，唐群英率众捣毁了《长沙日报》的报馆。
年《湖南省志》对《女权日报》的介绍又增添了一些内容：
《女权日报》,由丁云龙、丁步兰(一作丁佩兰)夫妇和唐群英等创办,是湖南第一张宣传女权运动的报纸。今佚。据《湖南演说报》民国2年()3月2日刊登的致《女权日报》祝词，可能是那时创刊的。祝词说:“今兹贵报,汝权自号。言论自由,开导女流。能为贤妻,家道乃齐;能为贤母,民智自剖。既笃家庆,并参国*。男女平权,欧美并肩。”这虽不能说是《女权日报》的观点,但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对女权运动的看法。丁氏夫妇是日本留学生。唐群英是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民国成立后,组织女子参*同盟会,担任会长。以后长期倡办女学。据陶菊隐回忆:该报由于提倡女权不合男士们的胃口,且报纸内容也很贫乏,销路难于打开,只支撑了数月,即以经费不济停刊。
《湖南省志》提供了三条新信息：（1）创办者丁云龙、丁步兰（一作丁佩兰）是夫妇；（2）据《湖南演说报》年3月2日祝词，推测《女权日报》创刊于年3月2日，与前述年2月、2月16日的创刊日期不同；（3）采用了陶菊隐对《女权日报》停刊原因的记述：提倡女权不合男士胃口；内容贫乏；销路打不开，经费不济。
年《唐群英年谱》介绍《女权日报》时，又有了新内容：
（年）2月16日，与张汉英、丁步兰等在长沙创办《女权日报》，倡导“男女平权，并参国*”，使湖南女界扬眉吐气，长沙舆论界也耳目一新，不少省议员非常赞许。省议会决议按乙等津贴，每月给《女权日报》元经费。
《唐群英年谱》提供了一条新资料，称此报得到了湖南省议会的资助，每月有元经费。《唐群英年谱》中也载有《湖南演说报》祝词，但称其时间在年2月，与《湖南省志》所述的3月2日不相符。
年，陶菊隐动笔写作《记者生活三十年》，年出版，此书对《女权日报》的记载最为丰富，因为陶菊隐踏入新闻界即始自《女权日报》：
汪**先生介绍我进《女权日报》时，该报总经理丁佩兰毫不踌躇地表示接受。……《女权日报》的创办人唐群英、丁佩兰都是当年长沙最出风头的“女伟人”。原来，伴随着辛亥革命的*治大风暴，全国某此地区出现了风起云涌的女权运动，领导这个运动的有湖南的唐群英、丁佩兰、王昌国，浙江的沈佩贞、尹锐志，江西的吴木兰，广东的徐宗汉等。武昌的炮声一响，这些“女伟人”有的组织“女子北伐队”，有的组织“女子救护队”，准备开往战地服务。不久南北议了和，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府，于是又有“女子参*会”出现。她们大声疾呼地鼓吹男女平权，在议会和*府部门力争女子名额，学校要规定男女同样，反对家庭包办婚姻，提倡女子剪发、放足等等。她们抛头露面，出入官衙，开会演说，印发传单，无人敢加以非难，甚至大总统、大都督之流还得礼聘为顾问、参议，以示尊重女权。长沙《女权日报》就是这种新风气的产物。
我的新朋友汪先生原系《女权日报》记者，因另有高就，荐我自代。该报设在长沙南墙湾天后宫内。我见设在大殿内的编辑部尘埃满目，几位穷书生围坐在一张方台子的两边，没精打采地工作着，心中不免踌躇，但又不便掉头便走，只得耐心地坐下来加入了他们这一伙。
该报由于提倡女权，内容又无特色，不合男士们的胃口，而那时女子阅报的风气又未打开，因此营业不振。该报对编辑员只供膳宿，不给薪水，甚至开饭时间已过，想吃一碗蛋炒饭，也须付费二角。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谁愿跑来吃此嗟来之食！所以我任事不久，便有浩然求去之心。幸而该报因付不出印刷费而停刊，不用我踏破靴底去另找替身了。
陶菊隐（-），湖南长沙人，著名记者、作家。在多家报馆担任通讯员、记者、编辑和总编辑，年退出报界，专注于文史著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文史馆副馆长。陶菊隐自称于“年参加长沙《女权日报》，到年退出上海《新闻报》，时间恰恰三十年”。据目前研究，《女权日报》年创刊，陶菊隐称自己是年入职此报，记忆或有误，他应该是年15岁入职《女权日报》，在此报只待了两三个月。陶菊隐的这段记述涉及到《女权日报》更丰富的信息和价值评判，颇值得注意。我在后文会作专门讨论。
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不同的视角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上述《女权日报》的相关记载分别来自妇女史、报刊史、唐群英研究、时人记忆等，不同的视角采取了不同的记叙策略，也产生了不同的理解。我想试着从史实、个体经历、社会态度三个层面，做一点粗略剖析。
史实层面：信息不全
《女权日报》早已佚失。记述此报的谈社英、徐楚影、方汉奇、陶菊隐等人，均为知名学者，《湖南省志》《唐群英年谱》等也是较权威的专门著作，所记应具较高可信度。然而，各家说法显然互有出入。最明显的就是创刊时间。《女权日报》到底创刊于年的2月？2月16日？还是3月？各家所说不同。年出版的《近代湖南出版史料》中提供了一份年3月的*府公文，似可提供一点线索：
民*司批唐群英等呈创办《女权日报》请予立案由：来呈备悉。创办《女权日报》,鼓吹文明,提倡智德,为女界导先河,高识热忱,深为纫佩。应即如呈立案,并照会长沙邮*局认为新闻纸类照章收寄。希即开具发起人、主笔人各姓名及出报时期,检同已出报纸,前赴邮*局,与之直接交涉可也。此复。（《湖南*报》年3月第48册）
此条资料证明《女权日报》在年3月获得了*府的正式办报许可，从批文中可知，在此批复之前，《女权日报》已出版了。但创刊于何时？年2月16日？2月？依然不能断定。
综合已有资料，可获得的《女权日报》信息如下：
创办时间：年2月；年2月16日；年3月。
创办人：唐群英、丁云龙、丁佩兰（一作丁步兰）、张汉英。
办报地点：长沙南墙湾天后宫内。
刊期：日报，日出两大张。
经费来源：每月有来自湖南省议会的经费元资助。
支出情况：只为编辑提供食宿，不支付薪水。
停刊时间：出版数月即停刊，具体停刊时间不详。
停刊原因：付不出印刷费。
上述地点、支出、停刊情况，因陶菊隐是亲历，可信度较高。其他情况，就难以判断了，如创办人是否有张汉英，说法不一；丁佩兰还是丁步兰，说法不一；省议会经费一说，仅见《唐群英年谱》。而提供这些信息的论作，均未标明出处。
从史实层面讲，最重要的是准确。《女权日报》已佚，所有记述只能来自二手资料，在这种情况下，学术论作的基本任务就是对每条信息的原初来源做查证和辨析。但上述诸作，或为研究性，或为资料性论著，出版时间有先后，后出者均未对前人之作做过辨析，重要信息的出处或完全不标，或模糊引用，颇有自说自话之嫌。因此，从史实层面看，目前论作尚不能让人满意。
个体经历：唐群英人生的转折点
《女权日报》对创办者唐群英来讲，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唐群英（-）是同盟会第一位女会员，辛亥革命中，她亲率女子北伐队，参与了攻克南京之战，是当时知名的“双枪女将”，被孙中山誉为“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
唐群英是中国女权运动的先驱。同盟会的纲领中原有男女平权之内容，然而，年民国*府建立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却无“男女平等”的表述。国民**纲中也去除了“男女平权”之条文。参与过辛亥革命的女性对此十分愤怒，在唐群英等带领下，各界女性在南京和北京据理力争，要求女子参*权，但未获成功。孙中山虽支持男女平权，却无力改变，他在回复唐群英等人的函中称“至*纲删去男女平权之条，乃多数男人之公意，非少数可能挽回。”他劝唐群英放弃争取选举权的斗争，转向女界教育：“使女界知识普及，力量乃宏，然后始可与男子争权，则必能得胜也。”唐群英大致接受了孙中山的建议。年12月，她由北京返回湖南，成立女子参*同盟会湖南支部。年初，创办《女权日报》。这是《女权日报》创办的原因与背景。
唐群英一生先后共办过五种报刊，《女权日报》是最后一种。自此之后，她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女性教育中。在唐群英的人生经历中，《女权日报》停刊，代表着她从此彻底离开报刊界，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唐群英42岁。
社会态度：不认同、不关心
各类报刊史和唐群英研究等论作，对《女权日报》的看法都是积极和正面的，称其“使湖南女界扬眉吐气，长沙舆论界也耳目一新”；“是湖南第一张宣传女权运动的报纸”。这也是当前研究的主流观点。我想讨论的是陶菊隐的记述。
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对《女权日报》的记述最为生动具体。年的《湖南省志》中采用了陶菊隐的记述，但很简略。在我看来，陶菊隐的这段记述，颇值得玩味。
陶菊隐笔下，年长沙《女权日报》呈现出的是这样一种状况：
主持办报的是两位女性——唐群英、丁佩兰。
编辑者是男性——几位穷书生。
报纸办在庙内，环境不佳——尘埃满目。
编辑工作毫无动力——无精打采。
办报经费堪忧——只供膳宿，不给薪水。
付不出印刷费而停刊——该报由于提倡女权，内容又无特色，不合男士们的胃口，而那时女子阅报的风气又未打开，因此营业不振。因付不出印刷费而停刊。
这样的办报条件，让陶菊隐刚来就打了退堂鼓。两三个月中，陶菊隐只见过丁佩兰，未与唐群英碰过面。这与《唐群英年谱》的记载或能互相印证，年5月，唐群英与张汉英创办长沙女子法*学校；年7月，在长沙创办自强女子职业学校、女子美术学校。在陶菊隐任职《女权日报》的两三个月中，唐群英的主要精力在办学上，很可能不直接参与《女权日报》的经营。
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的写作始于年，他81岁时，书的出版是在年，此时陶菊隐已86岁。因此，他对《女权日报》和民国初年女权运动的描述，既来自15岁少年的眼光，也是一位80多岁老人的回忆。字里行间，既看不出对当年《女权日报》的赞扬，也看不出对那个时代精英女性的尊敬。在陶菊隐看来，《女权日报》提倡女权不合男士阅读期待，内容无特色，女性读者市场尚未形成，故无前途。陶菊隐对该报的主办者也颇多不满，因为她们不给编辑发薪水，比较抠门（该报对编辑员只供膳宿，不给薪水，甚至开饭时间已过，想吃一碗蛋炒饭，也须付费二角）。《女权日报》的这段经历，对陶菊隐影响较大，他在《记者生活三十年》中还有一段文字涉及此报：
（民国初期）长沙有一批失意*客和无业文人，错误地认为办报不需要多大本钱，只要向省*府或地方军人“募化”一笔开办费，找到几间房子，收罗几名穷书生，就可以择吉开张，像前面所讲的《女权日报》《湖南民报》一样。这种毫无根基的报纸，内容因陋就简，远远不能适应阅者的需要，很难打开销路。长沙又非通商口岸，广告收入很少，这又是它们在营业上无法达到收支衡的原因。
陶菊隐基于报刊经营的视角，认为单靠从*府找点钱，几个穷书生组成草台班子，内容不适应读者需求，打不开销路，广告收入很少，如此办报毫无根基，不可能经营下去。他认为，《女权日报》就是这样一类报刊，陶菊隐对此报完全没有好感。另外，对唐群英等人，陶菊隐的文字中也隐含着不认同：“她们抛头露面，出入官衙，开会演说，印发传单，无人敢加以非难，甚至大总统、大都督之流还得礼聘为顾问、参议，以示尊重女权”。这里面的用语，“抛头露面”“无人敢”“甚至……还得”等等，是颇值得玩味的。
不论是年的少年，还是半个多世纪后、身处年代的老人，在陶菊隐心目中，《女权日报》、女权、唐群英等，均非值得赞许的对象。这是一位大半生从事新闻业、知名于当世的男性记者的态度，从15岁少年，直到80多岁，社会环境早已天翻地覆，然而，这位历经风雨的老人，在对《女权日报》的态度上，始终如一。抛掉对他个人后期思想的讨论，仅以他15岁时的所见所闻，已可鲜明反映出当时社会对女性办刊、女性争取社会地位诸行为的整体态度，即：不认同、不关心。而在当今妇女史、新闻史等的撰写中，对此类态度和记述是极少提及的。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清末民初的一些精英女性，振臂一呼，即群情响应，女性解放事业开展得如火如荼。然而，回到历史现场，就会发现，这些女性所处的环境是如此惨淡，阅读陶菊隐的文字，《女权日报》呈现出的是经营不善、寥落、乏人问津之面貌，这就是当时女性报刊的实际情况。唐群英等女性解放的先驱者们当年就是在这样复杂的处境中坚持，她们为之奋斗的事业之艰难，正可从中窥见一斑。
历史事件多重角度的考察，其魅力或正在于此。
参考文献：
[1]谈社英《中国妇女运动通史》，妇女共鸣社年版。
[2]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四集，人民出版社年版。
[3]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福建人民出版社年版。
[4]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第20卷“新闻出版志”，湖南出版社年版。
[5]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中华书局年版。
[6]*林编《近代湖南出版史料》，湖南教育出版社年版。
[7]李天化,唐存正主编《唐群英年谱》，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年版。
责任编辑：龙亚莉
作者简介
陈静，山东大学文学博士。济南大学教授。研究兴趣集中于中国古代出版文化；近年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