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4日，孙峰、胡永久等先生根据日本作家西田耕三编写的《“春日丸”船头传兵卫漂流记》和日文资料翻译成中文的《春日丸漂流始末》有关内容揭示，撰文刊登本报，提出关于清代乾隆年间“日本‘春日丸’号商船在舟山遇救地点新发现——‘花山’应是虾岐山”。
该文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认为历史必须务求真实，应该用史实和证据来说话；对文史研究工作者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表示十分赞赏。然而仅凭日本档案显然还乏说服力。笔者从资深的舟山文史馆员张坚先生、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专注史志研究的孙峰老师、普陀区史志办资深文史学者胡永久等提供的清皇朝国家档案、中国官方文牍等再次举证，以清晰的档案史实，铁的有力证据，确认“花山”就是虾岐山。
“春日丸”号模型
01
“春日丸”号在舟山的遇救地点
——“花山”
首先是桃花之说：此说系根据日本船员即“春日丸”号船长等生前回忆口述的一册《长崎志》“通航一览”中的记录，遇救地点是舟山的“花山”。那么这个“花山”究竟在哪里？
客观地来说，当时未具考证条件，这样就有一二个专家经猜测与分析后认为：日文史料中这一个“花”字即可能是桃花岛。还有“春日丸”船员生前回忆，说他们好像还曾被安置在一座寺庙中（笔者注：可能为定海的“红毛馆”，或因其外墙颜色与庙宇略同）。据此推理，越说越神乎。就这样，最终被断定当年“春日丸”遇救地点，同时猜测曾被安置的寺庙则是塔峙的白雀寺。
因故被误指，这里还有客观的因素，其一，这个“花”与虾岐（清代称谓）的虾，即“虾”（方言读ho）与“花”（方言读huo），地方语言接近，音同字不同，实际上这个“花”字与虾岐（清代称谓）的虾就是谐音。其二，双方语言不通，即使是根据日本船员的记忆用文字所记载，被翻译成中文后，与原意也有差异之处，如中文记载“春日丸”船长是殿培，而日文中则称传兵卫；更何况这些日本船员根本不了解舟山地理、环境尤其是地名，就这样，在国家或地方档案中并无权威史料、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日文中的一个“花”字，以猜测和可能性而被无意中误认。
02
关于“花山”就是虾岐山的考证
虾峙在元大德（～）《昌国州图志》称虾崎；康熙年后《定海县志·山川》称虾岐山；民国后改称虾峙。这个虾岐山与清代对舟山海岛地名的称呼完全吻合。
中国文献举证：《皇朝文献通考》——定海之虾岐地。《皇朝掌故汇编》——定海之虾岐地。
《钦定四库全书》——定海之虾岐地。《乾隆朝外洋通商案》——虾岐汛地方。
皇朝掌故彙编外编卷十四日本国·四第页
国家官方档案——
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里这一份史料（编号02—01———）钦定《四库全书》“皇朝文献通考”，终于揭开了乾隆十八年三月，日本商船漂至在定海虾岐的史实；浙江巡抚雅尔哈善向清廷奏报的官方文牍“皇朝掌故彙编”中又都明确记载着：“定海之虾岐地有日本船飘至番人殿培等十三名即护送进港。”此两份清朝原始档案都认定“春日丸”号商船漂至地是虾岐山，这应是最有力、最权威的历史证据。就是说“春日丸”号确切遇救地点就在虾岐山。这里还要提及的是：清自雍正年代始，对类似涉外事务处理是非常严谨的，现查，他们对船舶出入、遇险、施救都有一整套完整的程序和记录入档，尤其事涉异国外交，地方官员必须要向朝廷作详细禀报，还必然留有档案和准确的史料。“春日丸”号商船在舟山遇救时间等都有详细记载，仍有据可查。
从“春日丸”号获救事件整个过程的了解包括遇救的确切地点，最早应该是定海县衙，因为“春日丸”号是在遇救地虾岐被定海县衙营汛（注：辖六横、虾峙海域称中汛）巡查中发现后拖到定海安置受到良好接待，再送往宁波府居留才遣送回日本的。还有宁波知府胡邦祐派来定海的鄞县通事、懂日语而担任翻译的王友三，与番人（十三名船员）从定海2个月到宁波居留6个月直至遣送回国，始终生活在一起，就是说：实况他也最清楚、最真实、最确切。
浙江巡抚雅尔哈善就是将定海县衙、宁波知府呈报作为根据，经过核实后再向清廷奏报的。这就有由纪晓岚任总编纂钦定的《四库全书》《皇朝文献通考》《皇朝掌故汇编》中遇救点在浙江定海县虾岐的明确之记载。
众所周知，在当时年代，下级官员疏漏谎报是犯欺君之罪的。更何况根据清史料记载：雅尔哈善当时还是被革职留用的官员，应更会格外小心谨慎。据此，国家档案、文献必然比日文中仅根据船员的回忆更具体、更详实、更可靠、更具有权威性。何况，现据考证，两国档案文献记载也基本吻合，被误导了20余年的“春日丸”获救地与收容港的历史真相终于被揭开。
虾岐山（现虾峙）地处东海之滨，位于桃花山南侧。两岛隔海相望，有宽阔的桃花江（现称虾峙门国际航道），“春日丸”号遇到风暴折桅损锚之后，商船漂泊在东海大洋，整整氽了一百多天，在中国东海绕了一个大圈圈，时值三四月，季风多东北。就是因当时季节气象条件、潮汐等要素漂向西南方向；虾岐山的东面这一带都是汪洋大海，周围无岛屿所阻挡。最后氽到“虾岐”，获救岛之东端，这也是顺理成章的。
《乾隆朝外洋通商案》浙江巡抚雅尔哈善奏折
清乾隆年间编的《皇朝文献通考》第卷载：
（乾隆）十九年，浙江抚臣奏言：乾隆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据宁波府定海县署知县包自厚详报，“三月二十四日，虾岐汛地方有外国飘来夷船一只，船上舵水一十三名，头上蓄发薙顶，身穿青蓝布长领大袖衣，腰系布带，不穿裤，赤足露顶，足拖单棕木屐，带有宽永钱文食用漆器盘碗，不通汉音，付与纸笔，自写仙台大和国人，于上年十二月初八日被风飘来。……看其形貌、物件似系日本国人。于四月初一日会同营汛护带进港，一面将货物搬贮民房，连人安顿，派拨兵役小心管护，毋致疏虞”等情，并准定海镇臣陈鸣夏咨报前来。……臣即饬藩司照例动支存公银两，按日给与口粮，将各难夷加意抚恤安顿，所有货物免其输税，并饰传通事讯明实系何国人民，将大桅蓬索等项如式修整，乘汛遣发归国，俾知我圣主怀柔远人之至意。”
结尾
钦定《四库全书》皇朝文献通考
据此，国家档案清《四库全书》《皇朝掌故彙编·编外卷十四·日本国·四》《乾隆朝外洋通商案》、浙江巡抚（代）雅尔哈善奏折、日本作家西田耕三编著的《传兵卫船头漂流记》、由日文翻译成中文的《“春日丸”漂流始末》，均已十分清晰地确认了“春日丸”号漂泊至虾岐地遇救，定海县衙营汛拖至定海安置，宁波知府接待滞留最后遣送归国这一段毋庸置疑真实的历史，这都是板上钉钉铁的证据，那何来还有什么其它“遇救”之地方？如果有，那也必须用史实举证公布于社会，如此才能服众。
历史应该由证据和史实来说话，给历史以尊重。中华民族是十分重视历史的民族。唯有此，才能还原其历史真相，给世人一个交待，为后人理清脉络，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当然，当时的误认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历史条件的限制，现在以清朝官方档案、文牍证据来纠正，更彰显了中华民族尊重历史难能可贵的精神与美德。何况，“春日丸”号获救都发生在舟山境域中。
作者：周荣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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