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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敏
著名历史学家谢国桢在评述明末清初的学风时，指出：“明末的学者，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首，提出了‘经世致用’的宗旨，‘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于自然界的现象和社会的情况以及政治的弊端，均作深入的调查研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的政治建言、《明儒学案》中的学术史观，皆反映了一种以“实用之学”为主导的实践哲学。其实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以“实用之学”批判“空疏无用之谈”。对黄宗羲的实学理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谈到其经学著作《易学象数论》时，有这样的总结：“按诸实际，推究事理，不为空疏无用之谈。”与此同时，黄宗羲对汉唐以降的“词章之学”不屑一顾，对宋明理学“游谈无根、不谙世务”的空疏学风提出批评：鼓吹“良知教”的心学末流，“束书不观、空谈心性”；而程朱学派的理学家，其所读之书仅限于经生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是字义之从违。面对明清易代的残酷现实，他们却表现得满不在乎，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尚论者以为立功建业，别是法门，而非儒者所与也”。
黄宗羲指出：“古者儒墨诸家，其所著书，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盖未有空言无事实者也。”藉此他以“儒者之学，经纬天地”为标的，提出“通经致用”“经世应务”的治学宗旨，讲求实体、实用、实效、实行之实学。此外，他还倡言“道无定体，学贵适用”，对时人宣称的“道学”与“事功”分两途的主张予以纠偏，并提出“事功出于道，道达至事功”，进一步发扬了南宋以来的“学问”与“事功”合一的浙学传统。
以“行良知”的实践哲学诠释“致良知”说。对黄宗羲倡导的以“实践为主”的学风，清代学者江藩有这样的评论：“宗羲之学，出于蕺山；虽姚江之派，然以‘慎独’为宗、‘实践’为主，不恣言心性、堕入禅门，乃姚江之诤子也。”具体来说，黄宗羲以编著《明儒学案》为契机，批评了阳明后学中以王畿为代表的“玄虚派”和以王艮为代表的“情识派”：“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这一观点源于乃师刘宗周：“今天下争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超洁者荡之以玄虚，而夷良于贼。”在刘宗周看来，泰州学派的弊端是“参之以情识”，浙中王学则“荡之以玄虚”，而蕺山学派则乘阳明末学之流弊而起。
黄宗羲继承了阳明学“事上磨练”“知行合一”的学风，在解读“致良知”说时，明确指出：“（阳明）先生之格物，谓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皆是行也，笃行之者，行此数者不已是也。先生致之于事物，致字即是行字。”经过他的改造与发挥，“致良知”演变为“行良知”，即切实地把良知本体转化为工夫实践，“工夫所至，即其本体”。
以“绝学”取代“科举之学”。青年黄宗羲在治学之初，便
